不日之后，正在督办南京皇宫翻修整葺，以迎接封禅之后将来南京拜谒孝陵的皇帝御驾的沈阁老，终于收到了一封来自新郑的私函。
刚接到信的沈一贯还有些纳闷，心说这信怎么会是从新郑寄来的呢？
新郑来的信，又是给自己的，那毫无疑问只能是出自高家。可是，这次的事高务实就算会受些影响，却也不可能真的就被罢黜放还了吧？西征都还在打着呢，皇上不可能放弃高务实才对，否则那样巨大的财政支出，换个人秉政真的不怕兜不住吗？既然如此，那这信为何是从新郑来的？
想归想，但当沈阁老屏退左右，拆开信看起来之后，脸色就急转直下，很快变得一片铁青起来。
坏了，东窗事发了！沈阁老倒抽一口凉气，此事如果被高务实捅出来，那自己可就真的万劫不复了！
派刺客刺杀政敌父母，以期政敌因为不得不回乡受制而出缺，这种手段之卑劣、行径之可耻，无论士林也好，官场也罢，肯定是万万不能容忍的。如果这样的事都能被容忍，那就意味着官场的斗争已经毫无底线，劣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
儒家可是极其注重“亲亲”的，孔子甚至认可“亲亲相隐”。这里的“亲亲”，简单的说就是“爱自己的亲人”。
《论语·子路》中说，叶公语孔子曰：“吾党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证之。”孔子曰：“吾党之直者异于是：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”
这里意思是：叶公告诉孔子说：“我的家乡有个正直的人，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，他告发了父亲。”孔子说：“我家乡的正直的人和你讲的正直人不一样：父亲为儿子隐瞒，儿子为父亲隐瞒。‘直’就在其中了。”
这里孔子认为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”就是具有了“直”的品格，与后来人们常说的“大义灭亲”似乎正好违背。但是孔子这种观点，后来演变为儒家的亲亲相隐，即直系亲属违法，适当包庇隐瞒可以不追究。
这由此给后世带来三个问题：孔子为什么赞成父子互隐？父子互隐是不是会造成社会不公正？父子互隐和大义灭亲到底谁更符合现代精神？
孔子为什么赞成父子互隐呢？儒学认为：父子亲情，血浓于水。子为父隐，是不忍其父受刑，是人的率真的天性；而指证父亲反而是违背了源于天性的血亲之道。对此，朱熹的批注是：“父子相隐，天理人情之至也。故不求为直，而直在其中”。
儒家的立足点，是“仁”。亲亲之爱是一切爱的起源，人伦秩序是一切社会的基础。一个社会，只有充满仁爱、讲求人伦，才能真正的促使人们乐于为善、耻于为恶，才能形成一个自律、内省的人文氛围，从而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。
爱护、保护亲人，是人伦的基本要求。所以亲亲之爱，乃是基于天道，而“亲亲相隐”则正是对人类亲情的爱护和宽容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“亲亲相隐”是顺应天道的，固能“直在其中”。故孔子称赞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”是直。直就是顺理，顺道而行。
其实不光是孔子，在亲情与法的权衡中，连孟子也采取了变通的做法。《孟子尽心上》有一个著名的“窃负而逃”案例。
他的学生桃应问孟子：舜当天子，任命皋陶当大法官，假设舜的父亲瞽瞍杀人，皋陶应该怎么办呢？孟子答道：当然是把瞽瞍抓起来。桃应问：难道舜不会制止吗？孟子答道：舜怎么能制止呢？舜授命于皋陶，让他执法。桃应问：那么，舜如何自处？孟子说：在舜看来，放弃天下如扔破草鞋一样，他可以偷偷背着父亲瞽瞍逃跑，沿海滨而住，终身高高兴兴地享受天伦之乐而忘却了掌握天下的权力。
你看，孟子这里的假设是选择“窃负而逃”，显然冒着父子都被通缉的危险，而去维护父子感情。也就是说在孟子眼里，法律如果有悖于基本人伦，那就先要维护人伦，这是和孔子父子互隐的思想一脉相承的。
《吕氏春秋》里进一步发挥了论语中偷羊的故事，“其父窃羊而谒之上。上执而将诛之。直躬者请代之。将诛矣，告吏曰：‘父窃羊而谒之，不亦信乎？父诛而代之，不亦孝乎？信且孝而诛之，国将有不诛者乎？’荆王闻之，乃不诛也。孔子闻之曰：‘异哉！直躬之为信也。一父而载取名焉。’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。”
这里大意是楚国有个“直道立身的人，他的父亲偷了羊，他向官府告发了这事。官府抓住了他的父亲，将要处死。他又请求代父受刑。将要行刑的时候，他告诉官吏说：‘父亲偷羊我告发，不是很诚实吗？父亲受罚我代刑，不是很孝顺吗？又诚实又孝顺的人都要杀掉，那么国家将还有不受刑罚的人吗?”楚王听说了这番话，就不杀他了。孔子闻知这件事说：‘这个人的所谓诚实太怪了，利用一个父亲却两次为自己捞取名声。’这样的“直躬”诚实不如没有。”
但是，父子互隐是不是会造成不公正？历代学者为此争论不休，悬而未决。例如李泽厚在评析这一段时就认为，“孔子认为‘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’就是具有了‘直’的品格。看来，他把正直的道德纳入‘孝’与‘慈’的范畴之中了，一切都要服从‘礼’的规定。这在今天当然应予扬弃。”
还有很多人甚至认为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孔子的“父子互隐”属于典型的“徇情枉法”，甚至有些学者还将其归为造成社会不公、腐败滋生的思想源头。而叶公所说的，才是“直道”，是维护社会公义而无论亲疏远近。
但是如果深入分析，其实远不是如此：儒家认为爱有差等，首先爱父母，其次爱兄弟，再次爱朋友，然后泛爱众，由此才有“亲亲相隐”思想。
然而，爱有差等，绝非儒家所“发明”，而是人类的爱的普遍规律。更爱与自己更为亲近的人，这正是人类的本性。即便是在嘴上极度强调平等之爱的基督教国家，现实生活中，人们爱亲人也必然胜于爱陌生人。
西方人同样非常重视家庭伦理，黑格尔就强调家庭伦理的神圣性，将其放在神的规律、而非人的规律层面加以讨论。苏格拉底、孟德斯鸠都曾反对“亲亲相证”。在澳洲就曾有案例，父亲贩毒，女儿知情但拒不交待，警方以包庇罪起诉女儿，法院最终判女儿无罪。法官的理由很简单：法律不能伤害人伦和亲情，否则，其对社会的危害将大于刑事犯罪。
法制的基础建基于人性，法理不外人情，如果法制有违人性，那就是法治就是不健全，既不能保障人的权利，也不能保障社会公正。
就事论事，上面那位偷羊的父亲不过是偷一只羊而已，虽然侵犯了他人的利益，但做儿子或者父亲的还可以用其它的方式还弥补过失，可以批评其错误行为并劝告奉还失主，可以找到失主花钱买下，这样做不是为了包庇犯罪，只是让父亲的失误有所挽回。
父子相隐，正是想运用亲情结合道德的理性启发人本身的良知，从而改正错误。若一味讲执法如山，导致亲情伦常冷漠，必然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性。
余英时先生在《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》中提到，欧美法律规定亲属之间不能够相互为证。这并不是怕他们串通，而是不希望父子之间的亲情受到摧残。因为父子之间伦常亲情崩溃，法制再严明也没有意义。若果法制有违天然人性伦理，就不能保障人的权利，也就不能保障社会公正。
事实上在中国，“亲亲相隐”在汉代就正式入律，唐宋元明清沿用并有更加细致明确的规定。如有告发父祖罪行的，则会被列入十恶不赦之例，即便大赦天下时也不能得到赦免。
事实上不惟儒家，西方社会也普遍认为，法律首先必须符合天然伦理和人性，违背天然人性的法律，不能代表社会正义。美、法、德、日、韩等国的现行刑事诉讼法也都明确规定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。容许特定近亲不举证、不作证的法律。
反之，如果提倡“亲亲相证”，就会极大地破坏亲亲之爱和人伦秩序，致使人与人之间充斥着猜忌和隐痛，家庭关系不再融洽，社会和谐无从保障，从而动摇维护社会稳定的伦理道德基础。
有过这样的案例：弟弟为了筹集哥哥上大学的费用而偷窃了室友4万元。在警方的威逼动员下，哥哥在痛苦煎熬了24小时后终于将弟弟骗到自己的住处，埋伏在那里的警察将其抓获。哥哥的大义灭亲之举帮助警察破了案，但却使弟弟几乎崩溃寻死，而哥哥的行为也受到了社会的强烈谴责，自己同样痛苦不堪，情绪崩溃。难道这就是维护了公正，从而维护了社会和谐吗？
退一步说，亲亲互隐对一个具体案例可能是不公平的，可能会增加法律成本，但是亲亲互隐又对所有人有效，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应用这一法律来保护亲情而增加司法成本，这反过来也是公平的。所以，说“亲亲互隐”有悖社会公平，是对孔子“父子互隐”思想的误解。
最后一个问题，父子互隐和大义灭亲到底谁更符